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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年表:
1912年,生于北京
1913年,父亲去世
1927年,拜贾羲民先生学画
1930年,从戴姜福先生学习古文学
1932年,与章宝琛完婚
195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1975年,夫人章宝琛逝世
1981年,被推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1984年,当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1986年,被任命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0年,在香港举办启功书画义展
1991年,捐出163万余元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1992年,“启功书画展”先后在国内和日本展出
1997年,《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日文译本在东京出版

《启功口述历史》(7)

文章来源: 责任编辑: 2006-6-7 10:08:07

我的曾祖辞去封爵,走了科举考试这条路

我的曾祖叫溥良,到他那一辈,因爵位累降,只封了个奉国将军,俸禄也剩得微乎其微,连养家糊口都困难。如果仅靠袭爵位,领俸禄,只能是坐吃山空,维持不了多少时候。生活逼迫他必须另谋生路。按清制:有爵位的人是不能下科场求功名的。我的曾祖便毅然决然地辞去封爵,决心走科举考试这条路。所幸,凭着良好的功底,中举登第,入了翰林,先后任礼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督察院满右都御史,礼部满尚书、礼部尚书、察哈尔督统等职。其实,他最有政绩的还是在江苏学政(相当于江苏教育厅厅长)任上。

最初,他被任为广东学政,赴任时,走到苏州,住在拙政园,正赶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太后母子匆匆逃往西安,按规定他应该先到朝廷去述职,但此时正值战乱,不能前往,于是又改派为江苏学政。他是一位善于选拔、培育人才的人。凡当时江苏有名的文人学者,大多出其门下。我日后的老师戴绥之(姜福)就是他任上的拔贡。又如张謇(季直),他家与翁同和家为世家友好,翁同和曾特别写信嘱咐我曾祖父务必安排好张謇。翁同和曾任同治、光绪的老师,并几乎任遍六部尚书,还任过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现在来亲自过问张謇的前程。这封信现在还在我手中,因为文笔好,说的又和我家的事相关,我至今还能背下来:“吾从事春官,目迷五色,贤郎其一也。我有要好通家,江南张謇,孝友通达。……”翁同和做过礼部尚书,按《周礼春官》记载,春官为六官之一,掌礼法、祭祀,后来就成为礼部的代名词。所谓“目迷五色,贤郎其一”是对上次科考,没能看准,因而遗漏了令郎(即我祖父)而表示歉意。我曾祖也是翁同和的门生,这封信写得又这样富于暗示性,岂敢不听?于是就安排张謇作崇明书院的山长。过了两年,到下一次省试时,他和我祖父两人果然高中,张謇拔得状元,我祖父考中进士,入翰林。

显然,张謇和我祖父的中第与翁同和的特意安排有关,说白了,这就是当今所说的“猫腻”,但这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状元是要由皇帝钦点的,一般情况下都由阅卷大臣排定。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就在上面画一个圈,谁的圈多,谁就排在前面。前十本要呈交皇帝亲自审查,阅卷大臣把他们认为第一的放在最上面,皇帝拿起的第一本就是状元了。下边的就是榜眼、探花,以此类推。其它级别的考试也如此,但也有例外。如乾隆时,有一位陕西人尹继善,他是刘墉的学生,曾四任两江总督。两江是清朝财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盐政,再加上钱、粮,有大量的收入,因此两江总督是朝廷和皇帝非常倚重的要职。某年会试,尹继善参与主持,准备录取的状元是江苏人赵翼(瓯北),他本来学问就好,又是军机章京,最了解考场的内情,知道什么文章最对路数。但乾隆觉得江苏的状元太多了,想换一个别省的。他特别喜欢尹继善奏折上书一类公文的文笔,又知道这些文笔都出自尹继善手下的幕僚陕西人王杰(伟人),便特意问尹继善:“你们陕西有状元吗?”“王杰这个人怎么样?”意思是想取王杰,并以此来奖掖尹继善,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拍尹继善的马屁———为了政治的需要,皇帝有时也要拍大臣的马屁。尹继善自然顺水推舟,于是改取王杰为状元,而把赵翼取为探花,为此赵翼始终耿耿于怀。但科举要服从政治,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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