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走了。中国失去了一位文博大家，学问大家，书画大家，更失去了一位大大的好人。
　　
　　一切都很安静，只是他在介绍夫人时，说：“这是贤妻章宝琛，我们相依为命。”我似乎听到他的心脏跳动声。
　　
　　和启功先生相识是1974年。那时我去北京办事，谢稚柳先生托我去拜望他，还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拿着。其实我在想，像我这样吃记者饭的，只要想找的人，没有找不到的。找到坐落在北京西直门小乘巷的小乘庵，见到自署“小乘客”的启功先生，我还是把信交了上去。早知名人信札这样值钱，我会把稚柳先生的信留到今天换饭吃。那时启功先生六十岁出头，他那圆圆而带着微笑的面孔显得慈善而年轻。此时，小乘庵内，四壁肃然，无什么可记，只是那几间草屋围起来的小院，青砖铺地，墙脚下长满绿苔，一切都很安静，只是他在介绍夫人时，说：“这是贤妻章宝琛，我们相依为命。”我似乎听到他的心脏跳动声。
　　
　　这次，启功先生谈得最多的是和稚柳先生在一起鉴定书画的事。解放之初，国家文物局组织鉴定家在后海前门团城上鉴定流散在东北的故宫书画，参加者有郑振铎、张葱玉、谢稚柳、朱家济和启功。启功先生向我谈的对许多画的鉴定，现在还能记得的只有倪云林的《狮子林图》、梁楷的《右军题扇图》，确定这两件是临本而非原件。
　　
　　第二次见启功先生是1975年，还是在小乘庵。这次是我自己要去拜见他的。我带着稚柳先生为我画的《塞上牧马图》，请他题跋。这时，先生的夫人章宝琛逝世不久，他还在悲恸之中。他给我看了一包文稿，并告诉我这是在文革之初抄家时，夫人智斗红卫兵保存下来的。夫人在弥留之际，用手指着隐藏文稿的地方。办完丧事，启功找出来一看，原来是他的文稿，内用牛皮纸、外用塑料薄膜包裹着。启先生告诉我：“贤妻不通文墨，但她是我的文章知己。”这次，启功先生给我谈了在他被打成右派的艰苦岁月中，章宝琛是如何变卖首饰，来供他买酒和买书。夫人去世，给启先生介绍对象的可谓是说客盈门，启先生很风趣地说“讨字的没有红娘多”。他坚志不再续娶。从他平淡而幽默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他们夫妻之间刻骨铭心的情与爱。
　　
　　启功先生在伤痛中还是为我题了《塞上牧马图》卷子。他在卷上题了一首诗并跋，诗云：“大漠云开晓气澄，粘天草色胜青陵，平生肺腑今无恙，老骥堪追万马腾。谢公稚柳余故人也，不晤已逾十载，1975年6月获见其近作马图，笔思精妙，题尾犹见超轶绝尘之致，因次韵一首，就正郑重同志并发稚老一笑。启功。”启先生这里说是“次韵”，是因为谢先生在画卷跋尾中有他自己游内蒙古诗：“天底四野碧虚澄，碱草萋萋翠似陵，极目平原向空阔，如云骏马气骁腾。”回到上海之后，我把启先生的题跋送给谢先生看了，他特别注意启先生对他卷尾书法的评语，高兴而带着几分感慨地说：“启功也说我的字写得超轶绝尘了。”谢先生所以有这样的感慨，那是因他摆脱陈老莲书体转向张旭古诗四帖，并取得变法的成功。我感到谢先生是很看重启先生对他的书法评价的。
　　
　　丁聪把启功先生画得胖胖的，手持一张纸，纸上写着：“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我感到启先生真的累了，为名所累，为书所累。
　　
　　1977年以后，我去北京采访的机会多了。每到北京，我总要到小乘巷去看他。社会上对启先生的认识是他的书法，那时向他求字的人就不少，他又总是每求必应，对我说：“人家求我写字是看得起我。”而我观赏的则是他的诗稿，从他的诗稿中可以看出他的洒脱。他是用幽默的目光看世界，也是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述内心的体验。我看到他为自己的小乘庵写的联语：“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庾信、何功何德滥吹嘘。”我看到他的《自撰的墓志铭》三言诗稿：“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诗很有时代特色，也很能反映他那时的心情。那时启功先生虽然名气大显，但仍然是出无车，要乘公共汽车，他写了《鹧鸪天八首·乘公共汽车》，我当时读了，拍手称快，曰：“绝妙好词！”其中一首云：“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探脑费疑猜。东西南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坐不上，我活该，愿知究竟几时来。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开。”我看到他的诗稿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京城，人们对启功先生以“当代书圣”尊之。现在我还感到奇怪，当时除了请他题画，为什么没有要他写字。启先生给我题的另一幅画是黄胄先生画的《驴图》。1983年，外交部请画家作画，集中住在东交民巷一个宾馆里，启先生、谢先生都在。我到那里去找他们玩。恰巧黄胄先生也在，我请他为我画毛驴。黄先生说：“要我画可以，但有两个条件，一是我的画要启先生题，二是要谢先生为我画一张。”启、谢两位先生在场，他们说：“我们担保，一一办到。”当时只作游戏之言，说了之后我就离开北京到别处采访去了。谢先生回沪时，果然带来黄画启题。黄先生画了十多头毛驴，启先生题曰：“倒骑张果唐宫远，笑堕陈抟宋鼎初。1983年冬日题黄胄兄画驴精品。小乘客启功。”后来，启先生离开小乘巷搬进北师大宿舍红楼，我就没有再登门拜望过。那时，我在写两弹元勋邓稼先，要到北师大宿舍采访稼先的妹妹，她也住在红楼，和启先生只是一壁之隔。我顺便去了，只见门上贴着“谢客启”，纸条上写着：“熊猫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钱一元！”我怕被罚，就没有敲门进去。后来看到丁聪为他画的漫画《大熊猫病了》，把启功先生画得胖胖的，手持一张纸，纸上写着：“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我感到启先生真的累了，为名所累，为书所累。
　　
　　启、谢两位虽然都是鉴定大家，但他们有着不同的鉴定风格，可以说是代表当代两个不同的鉴定流派。
　　
　　虽然不登门拜访，我还是能经常看到启先生的。那就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成立，启先生、谢先生都是鉴定小组的成员。他们去全国巡回鉴定书画，有时我利用采访的机会，跑到鉴定的地方，跟着他们看画，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说故事。启、谢两位虽然都是鉴定大家，但他们有着不同的鉴定风格，可以说是代表当代两个不同的鉴定流派。启功先生属于学者型的鉴定家，重在考订文献、避讳文字和著录。稚柳先生属于画家出身的鉴定家，立足于书画自身的规律，如画家的个性、时代性、笔墨表现方法等。前面提到谢先生很看重启先生对他的书法的评价，其中有着更深一层的意思是由于对唐《张旭古诗四帖》不同的看法引起的。谢鉴定此帖为唐张旭的真迹，由此引发了他的书风变化，由崇尚陈老莲转而崇尚张旭。启先生则从避讳、文献鉴定此帖为宋真宗（1012年）以后的作品，两者相差数百年。两位先生虽各持己见，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若不是他们的虚怀若谷，是无法做到的。他们争论的时候，也是我学习最好的时候。我没拜师，但对启先生和对谢先生我都是以师尊之。在谢先生那里我更多注意的是如何看画；在启先生那里我更多注意的是如何读书，每在看画中遇到的问题，我会从启先生那里得到指点，如何去找材料，到哪些类书里去找材料。我的侧重，并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偏颇，谢先生的学问高深，启先生的画有元人的气格，很精绝。他们也会告诉我鉴定中的某些窍门。不过，我那时注意的只是在鉴赏的层面上，用功不深，没有认真深入到真伪的鉴定里去。早知今天鉴定家是如此走红，我也就会在鉴定上多花些功夫了。
　　
　　“我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爱新觉罗的饭，不当八旗子弟。”
　　
　　我对启功先生的正式采访只有一次，那就是2003年《淳化阁帖》回归上海博物馆的时候，因为要写这方面的文章，我专程去北京向他请教。这时我已经十多年不见启先生了。他中过风，又跌过跤，行动已经离不开拐杖，仍然有着他的幽默，提提手中的四脚拐杖说：“现在靠它四条腿，加上我的两条腿，我成了六条腿的人了。”我说：“你是狡兔三窟，很难见到你。”他伸出两个指头作小兔状，说：“我的耳朵不长，是只小兔，没有三窟，只有两窟。”我说：“按老谱你是八旗子弟，就是有个三窟五窟也是应该的。”启先生祖先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弟弟，实际上他们祖先就没有享受过殊荣，因他的高祖父不是正室所生嫡系而列入另支。他说：“我姓启名功字元白，不吃祖宗爱新觉罗的饭，不当八旗子弟。”还像过去一样，我们见面先说一番笑话再谈正题。对《淳化阁帖》的回归，他花费了颇多的心思，当他发现《淳化阁帖》流落在美国后，先是把阁帖请回北京展览，让更多的人鉴赏，求得共识；然后又给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写信，建议想法把阁帖购回。当阁帖回归上海博物馆时，他又给汪庆正写信祝贺。他指着陪我去采访而又抱着阁帖回归的还未到退休之年的王立梅尊称为“立梅大姐”，并称赞“都是她的功劳！”立梅大姐则说：“有你老爷子的‘不把阁帖请回来死不瞑目’这句话，我就是舍得一身剐，也要把阁帖抱回来向你老人家交差。”
　　
　　这一切生动的场景如在眼前，我怎能相信潇洒而超脱的启功先生就这样走了呢？此时我听着采访他的录音，看着采访他时拍摄的照片，我不是正在和启先生屈膝交谈吗？这美好的情景难以忘却，它会永远藏在我的心底。